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亚洲国家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通过制定规划和发布指南的方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力求在这一大浪潮中赢得某种先机。

其中税法普及宣传方面，可通过税务机关网站宣传，可由税务机关直接参与（如澳大利亚税务局会通知共享司机注册为GST纳税人），可通过媒体推广，可与各种贸易机构或行业组织合作。纳税人应将自用部分与平台经济服务部分费用清晰划分，仅对平台经济相关费用进行税前扣除。

在所有数据互联行动中，澳大利亚税务局与数据提供者合作确保仅将与税收具有相关性的信息披露给税务局。通过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及国际税收协定合作伙伴获取纳税人相关信息。继续关注不合规的证据收集。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开展交易的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各种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这对国家现有税收体系带来了挑战。在信息收集方面，美国规定，某个平台上年交易额和交易数量超过一定门槛值时，平台运营商有填报1099-K表格交给IRS的责任。

规定纳税人需每月/每季填报商业活动报告。目前，法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国已单边实行数字服务税，欧盟也曾出台数字服务税临时方案，其中均采用了按虚拟常设机构征税的理念，只是在征税业务范围和征税对象收入门槛上不同。传统县域会成为大量农民、迁移人口回乡的聚集地，成为人口迁移和聚集的重要空间。

县城很重要的功能是它会承担在以县域为单位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格局下产业复兴的载体。要尊重县城发展规律，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中国社会传统以来，以县域为行政主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重要节点，也是现代治理最重要的单元。城乡融合的载体、抓手和基点在县域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我国一半左右人口居住在县域，5亿农村人口中的大部分居住在县域内的乡村地区。

打破二元体制，培育并扩大内需 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意见》将县城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还提到了人口流失县城。

刘守英认为，到城乡融合阶段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思考未来发展的载体。在城乡融合形态下，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公共服务投入、产业、住房和教育的重新布局，打通城与乡，将会带来大量的机会，带来市场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增加，推动城乡融合区域的产业复兴，也能促进乡村经济活动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带来乡村产业革命，实现乡村振兴。公共政策也应从单向的城市化扩张思维转向城乡融合思维。他将城乡融合形态分为三种：在都市圈，从城到村是一个连续体，城乡融合的形态取决于都市圈空间格局下的分工体系。

在首位度高的大城市，城乡融合的趋势是郊区化，人口、产业、公共服务等会从大城市向县城迁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县城位于城尾乡头，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

刘守英指出，以城乡融合形态推进统一市场建设，有助于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在新的空间形态下培育并扩大内需。《意见》强调，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加快发展大城市周边县城，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县城，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有序发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

刘守英也表示，城乡融合的政策核心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但实现路径要在新的空间形态下，通过土地、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一体化重新构建城乡格局，促进城乡更加平等发展，不再简单地把农业人口移到城市，也不再简单地征收农村土地变为城市用地。刘守英表示，打破城乡分割的状态，需要政策的突破，首先就是范式要转变，应当是在城乡融合的思维范式、形态下的发展。

但在城乡融合阶段，建设的核心区域则是在城市跟乡村相融合的区域。《意见》提出，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显示，在快速城市化阶段，经济发展的载体是建成区，投资、产业以及文化建设的重点在城区。《意见》指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发展的衔接配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进入 刘守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县域 城乡融合 。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城乡融合阶段，融合的载体、融合的抓手和融合的基点是在县域。

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后，进程慢了下来。《意见》提出，尊重县城发展规律，统筹县城生产、生活、生态、安全需要，因地制宜补齐县城短板弱项。

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 我国县城数量大、类型多，发展路径各不相同。刘守英表示，单向的城市化和单方面的乡村振兴，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在未来的城乡融合区域，城、乡的市场是平等的，国有和集体土地也可以并存，土地的增值收益在城乡都可以使用，这样就能慢慢地把城乡二元格局打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速，基本每年增长两三个百分点，西方也有这个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20-30年，而中国的整个城市化进程是压缩的。

发达经济体城乡转型的经验表明，在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的时候，会出现郊区化、再郊区化和城市更新的形态，此时人口、产业和经济活动在城乡之间将实现更均衡配置，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更加均等化，空间在城乡之间更加融合等，社会发展进入到城乡融合阶段。针对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乡融合形态，采取不同的统一市场建设和要素配置方式。刘守英也提醒，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城乡特征有别，城乡融合的形态并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地一个模式，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城乡形态、不同的区域，来形成城乡融合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期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窗口期。

他指出，要破除单向城市化思维，在城乡融合新形态下思考城乡发展和要素配置近年来，我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国民经济稳定恢复的主要驱动力。

一方面，健全完善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充分挖掘强大国内市场的潜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好地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二是提升宏观调控效力，让看得见的手有为善为。

通过制定或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做出全面部署，夯实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法治基础。从国内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和提升监管治理水平等基础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激发各级市场主体活力。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发展韧性所在，尤其是网络零售、在线诊疗、在线教育、在线文娱、平台经济、智慧经济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增长，孕育着巨大的潜力和活力。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根本遵循。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理清责任链条，提高履责效能，严肃问责追责。例如，我国仍存在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导致产品质量不能完全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分配矛盾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顺利推进、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严重阻碍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等问题。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克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不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通过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实现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在更高层次与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从国际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等方面，推动相关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平等地对待国内外所有企业，从而稳定外商投资预期，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依法查处社会反映强烈的头部平台企业垄断行为，依法严格审查平台企业并购案件，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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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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